苏轼有首诗，《送周朝议守汉州》，写了六位为茶农利益挺身而出的君子。
茶为西南病，岷俗记二李。
何人折其锋，矫矫六君子。
君家尤出力，流落初坐此。
谓当收桑榆，华发看剑履。
胡为犯风雪，岁晚行未已。
念归诚得计，顾自为谋耳。
吾闻江汉间，疮痏有未起。
莫轻龚遂老，君王付尺箠。
召还当有诏，挽袖谢邻里。
犹堪作水衡，供张园林美。六君子是哪几位?周表臣，字思道，成都人。他曾任朝议大夫，后去汉州任职。汉州就是今天的四川省广汉市。苏辙也有送行诗，说明周表臣与苏轼兄弟相处得不错。周正孺，是周表臣的侄子周尹。张宗谔，字永徽，蜀人，时任利路漕臣。苏轼说他“年六十七，须发不甚白，而精爽紧健，超逸涧谷，上下如飞，此必有所得。相逢数日，但饮酒啸歌而已，恨不款曲问其所行”。吴师孟，字醇翁，成都人。第进士，累迁凤州别驾。因反对王安石变法被罢免，后知蜀州，又论茶法害民，后辞职归故里。吕陶，字元钧，号净德。眉州彭山人，时任彭州知州，著有《净德集》。宋大章，字文辅。生平不详。时任绵州彰明县知县。南宋洪迈在《容斋随笔》里，专门引用苏轼这首《送周朝议守汉州》来说四川“榷茶”引发了蜀地六君子的不满。所谓榷茶，就是茶叶由政府专卖，不允许民间贸易。茶农的茶叶必须卖给国家，再由国家出售给商人，这样国家就可以从中赚取极大的利润。苏轼在《叶嘉传》里也说到榷茶对国家富强的战略意义，其实本质上就是沿袭汉代的盐铁专卖制度。
洪迈《容斋随笔》记载，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)，朝廷派遣三司干当公事李杞经营筹划买茶事宜，并让蒲宗闵共同负责。李杞创设了官场，总计增收为四十万。李杞因疾病离任后，他的职位由都官郎中刘佐继任，蜀地产的茶叶全部由官场专卖，老百姓更加难以承受。彭州知州吕陶进言：“天下的茶法都已行通商法(民商自由买卖)，唯有蜀中仍实行专卖。李杞、刘佐、蒲宗闵的做法不合时宜，严重困扰了西南百姓的生计。”刘佐被弹劾罢免，茶官位置由国子监博士李稷接替。但上书建议罢免榷茶的吕陶也因此被治罪。
当时，侍御史周尹大力论述专卖茶叶的害处，被贬为河北提点刑狱。利路漕臣张宗谔和张升卿二人建议废除茶场司，依旧恢复茶叶通商，被李稷弹劾而遭贬官。茶场司行公文督促绵州彰明县知县，宋大章将奏章驳回，认为实行专卖不当。李稷认为宋大章是在抗拒，宋大章因此被贬职。一年之间，整个专卖茶叶定额的赋税及损耗达到七十六万缗有余。“缗”，量词，一千文铜钱串成一串叫一缗。
四川的榷茶是在宋神宗熙宁七年(1074)才开始的，之前奉行的都是通商制，茶农与商人自由交易，官府向商人征收商税，向茶园农户按照两税比例收取茶税。
榷茶后，茶农收益大降，熙宁十年(1077)前，四川彭州九陇县的早茶，每斤才售得60至70文，但往年每斤能卖90至100文。成都六月以后采摘的晩茶，最贵者也不过每斤30文。
元祐初年(1086)，苏辙在《申本省论处置川茶未当状》批评朝廷在蜀地的榷茶制度有问题，造成了茶业市场的混乱。四川地区的名山茶叶官榷，但雅州、庐山、荥经等地区不官榷，这导致了茶叶乱窜。
苏辙还在《论蜀茶五害状》里说，因为榷茶失当，造成茶贩王小波、李顺造访起义，给朝廷带来无妄之灾。“近岁李杞初立茶法，一切禁止民间私买。然犹所收之息，止以四十万贯为额，供亿熙河。”
所谓“熙河开边”，指的是北宋熙宁年间，在宰相王安石的支持下，由王韶主持，宋朝先后收复了宕、叠、洮、岷、河、临(熙)六州的战役。庞大军费开支随之而来，成都府每年要交10万交子到熙河支援边费。后来因为西北蕃人嗜茶，愿以马换茶，于是朝廷才派李杞到成都考察榷茶事物。在李杞的倡议下，成立了专司茶政与马政的“都大提举茶马司”，主要是职责是“掌收摘山之利以佐调度，凡市马于蕃夷者率以茶易之”。
茶马司的权力非常大，可以自主决定本系统官员任免，还可以弹劾干扰茶场事务的州县官员，甚至可以处理产茶县的民事案件。《宋史》里说，茶马司权出诸司之上，这就是为什么六君子批评茶政会遭到贬黜。宋代茶法，相关文献非常多，但研究者寥寥无几，推荐大家读读黄纯艳的《宋代茶法研究》。
茶马司在名县的遗迹还在，我考察茶马古道的时候专门去看过。
苏轼在《送周朝议守汉州》一诗中提及的李杞、李稷，是负责蜀地榷茶的人，李杞为太子中舍，而周表臣、周尹、张宗谔、吴师孟、吕陶、宋大章等六人因反对茶叶专卖而受到处罚，苏轼认为这六人所倡实为正义之举，配得上“六君子”之称，这也是茶文化中最早的六君子。现在也有“茶马古道六君子”之说，但指的是当年考察茶马古道的六个人。
茶叶专卖制度，苏轼在《叶嘉传》里也有讲到，这种茶法有宋一代，贡献了巨大的利润。
来源：茶业复兴
如有侵权 请联系删除
